【記者／謝晉元、曾文蕙 攝影／謝晉元 責任編輯／黃麒珈】
《日常對話》，一部家庭生活的真實紀錄片，導演黃惠偵與同性戀媽媽在餐桌上的真情告白。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金馬影展觀眾票選最佳紀錄片等殊榮，4月6日於世新大學舉辦導演放映暨座談會。
當天放映的是電視版《日常對話》，又名《我和我的T媽媽》，短暫的一小時對談洞穿同志議題、家庭關係、家暴問題與「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社會觀念等。
日常對話從這開始談起
黃惠偵的媽媽過去交過許多女朋友，也從不隱瞞自己是同性戀的事實，不過，她卻不敢讓別人知道自己被丈夫家暴的過往。後來，她帶著兩個女兒逃離酗酒家暴的丈夫，透過「牽亡魂」工作撐起家庭經濟重擔。
三個牽亡的基本步驟「招魂、超渡、入土」，除了是黃惠偵媽媽的生活紀實，更是連動整部片的重要鍵結。
我也想拍紀錄片 陰錯陽差的際遇
「如果不是因為20歲那年，我遇到這個導演，我看到那台攝影機，然後我知道我可能有一種方法，來幫自己講一點什麼的話，我覺得我後面的人生可能會走得很不一樣。」
20歲那年的因緣際會，黃惠偵成為導演楊力州紀錄片中的「被攝者」，當時楊力州正在拍攝跳「牽亡陣」的青少年青少女，黃惠偵表示她當時十分訝異，因為原來製作一個節目一個影片並不是自己想像中那種非常困難、非常專業這種遙不可及的存在。
小小的一台DV幾萬塊就能夠買得到，與想像中沉重的肩上型攝影機與眾不同，促使她下定決心存錢買一部DV，想要講自己的故事。
在對的時間與空間 社區大學開拓了視野
「我覺得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改變，就是兩個字叫做知識。」
90年代末期家用DV開始盛行，幾萬塊就能夠買到一台還不錯的機器，社區大學也在當時開始在台灣發展了起來。黃惠偵從小就跟著母親從事喪葬陣頭的工作，只進學校讀了三年書 ，為了學習拍攝紀錄片，黃惠偵踏入了家裡附近的社區大學。
「去那個地方，是為了想要學紀錄片，可是我反而接觸到其他更多」她強調這是一所很特別的社區大學，創辦人的理念是知識解放，立志於將艱澀難懂的學術文本，轉譯成一般工廠老闆、家庭主婦這類市井小民都能懂得語言。
黃惠偵說明，在社區大學所學習到的事物幫助她用不一樣的眼光面對家庭的問題 ，她發現家庭其實不是個人私密的問題，因為沒有家庭是真空的抽離社會之中，當時的時空背景與社會價值觀都侷限了家庭的形式。
如何原諒母親 尋找平衡點
「我其實只是在學習好好認識一個人。」
學生詢問黃惠偵導演如何放下埋怨母親無法給予自己一個不快樂的童年，她坦言，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所以早在決定拍片的1998拖延到2016年才真正完成。
黃惠偵分享自己為人母之後，才發覺原來母親只是單純地做自己，大家常常把一些關係視為理所當然，尤其是關係親近的人，而這樣的理所當然盲目了自己，我們反而對陌生人會多了很多的體諒，而如此的方式其實害了所有人，黃惠偵感嘆自己發現的太晚了。
她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好好的認識身邊重要的人，有一次黃惠偵帶母親去同志遊行，但母親很快就興致缺缺了，她才明白原來母親根本不需要特別去做什麼事情來認同自己，你以為的跟她認為的想法都可能會有差異，而黃惠偵透過認識母親，而釐清了對母親的誤解。
難以改變的階級流動 重獲說話的權利
「我遇到了一群可能我在我原本生活的圈子，不會遇到的人，他們帶給了我知識與力量，讓我可以去理解一些事情，並把它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所謂的賦權。」
在社區大學中，黃惠偵體會何謂社會高低階層，其實這樣的差別，只是在所能接觸到知識的機會比較多而已。黃惠偵坦言，階級流動是十分困難的，在自己的成長經驗中許多人都被設限在這同一個階級裡，大多只有橫向改變，垂直提升是很少見的。
「我在當時不知道，但是我後來才知道那個東西叫做詮釋權」黃惠偵表示因為技術的門檻降低了 ，自己才擁有了詮釋自己的機會，她說明現在做陣頭的小孩通常只有被詮釋的權力，主流媒體提到一個做陣頭的小孩，仍是貼滿了飆車、吸毒、不讀書的標籤，因此黃惠偵想自己告訴外人，一個成長在社會底層、有一個同志媽媽應該是什麼模樣。
面對制度的壓迫 沒有選擇的權利
「當一個制度在壓迫人的時候，他其實在壓迫所有人。」
黃惠偵發現，自己的父母是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婚姻」的觀念，深植在台灣的社會中，對於女性更是枷鎖，彷彿女人過了嫁齡，價值就不再。當一個制度在壓迫人的時候，其實是壓迫所有的人，有人會扮演被推進婚姻制度的角色，也有人會扮演推別人進入婚姻制度的角色，不應該把罪責怪在周邊的人，因為他們也與自己一樣只是被困在制度裡，被分配成不同的角色而已。
黃惠偵認為，婚姻制度不應該排擠任何人，不論是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都擁有進入婚姻制度的權力，但真正重要的是能跳脫婚姻制度的刻板印象，讓即使不想結婚的人、或同、異性婚姻，無論生理性別，也能免於被任何人批評或指責。
揭開醜陋的傷口 是療育還是傷害
「對我來說，這些道德沒有辦法為我的人生負責，我覺得我的人生比較重要」
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學生在會談中發問，自己正在從事紀錄片的拍攝，對揭露他人傷口的這些素材，好像是透過出賣了朋友成就了自己，因為不管是拍攝的過程還是播放都對受訪者來形同二度傷害。
對此黃惠偵表示，拍攝這部片就是希望母親不再以傷口的方式看待這段回憶，這個社會認為很多不光彩的事情就應該隱瞞起來，但她在拍完片後，才明白母親有多麼壓抑，連「家暴」、「被打」這些詞彙都完全無法說出口，這分壓抑才對母親與自己造成了傷害。
她認為這麼做並不會讓傷口好起來「你生命中經歷了許多苦難，但那都不是必須感到羞愧的」若不讓這個故事成為一個公開的文本，那就僅是複製社會認為這是不可以談論的觀念，她堅信讓母親聽到社會擁抱與接受的聲音，才是母親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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